探讨文章：世界文化遗产视角下的“三个文化带”意义、价值界定及其管理工作的思考
世界文化遗产视角下的“三个文化带”
意义、价值界定及其管理工作思考
刘保山
为了进一步挖掘和展示古都北京的历史文脉，进一步推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景观与自然生态景观相结合的古都风貌全面保护格局，北京市提出了“三个文化带”即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文化带的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策略。“三个文化带”这一战略任务将与北京原有的旧城整体保护策略相互支持、相互衔接，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涵与外延，并有利于推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受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三个文化带”概况
长城文化带。北京地区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三面环山，地势总的特征是西北高，东南低。北京段长城呈半环状分布在北京地区的西部、北部、东北部山区，从东到西横跨平谷区、密云县、怀柔区、延庆区、昌平区、门头沟区六个区县，主要为明代修建，调查发现北京段明代长城超过550公里，部分地区少量保存有北齐等明代以前的长城。
运河文化带。北京地区隋唐时期永济渠的开凿开启了由水道运粮至北京的历史，辽代修建了萧太后运粮河（北京市正在修建的环球影城项目，就是位于萧太后运粮河历史水系上），金代开凿了以北京为漕运中心的人工运河。元代，郭守敬实施通惠河水源工程和航道工程，形成了元代京杭大运河，运河进入最为繁荣兴盛的时期。明、清两代基本沿用了元代的运河线路，到清末随着现代铁路兴起，漕运逐渐终止。目前北京段大运河遗产主要分布于昌平区、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通州区等地区。其中通惠河旧城段（含什刹海、玉河故道北区、澄清上闸与万宁桥、澄清中闸与东不压桥）、通惠河通州段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西山文化带。“西山”，泛指京西南太行山余脉“大西山”和京西石景山八大处至香山及部分山前地带的“小西山”，涉及昌平、海淀、石景山、门头沟及西城等区域。西山文化带以“三山五园”等西郊皇家园林为核心，辐射八大处、妙峰山等文物古迹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当然西山文化带的涉及范围比“三山五园”更大、更丰富，不仅仅是这些皇家园林和古代建筑，西山地区还保存有古村落、优秀近现代建筑群、历史名山、进香古道和众多风景名胜区。
二、“三个文化带”价值评估程序思考
价值评估一般可遵循如下步骤：
界定范围。包括具体时间范围、空间范围，这是前提，否则后续的调查和评估就缺乏针对性，当然这样的范围界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根据后续文化调查和价值评估工作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三个文化带”涉及京津冀三地，空间范围非常大，更加有必要事先确定其具体的时空范围。
文化调查。这是价值评估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通过文化调查工作（Cultural Mapping）收集三个文化带的历史资料、地图资料、研究文献、图片档案、考古报告、工程档案、城乡规划、管理计划、工程方案、风土人情、传统文化、传统节日、民间故事、地理数据、文化活动、宗教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水平、文化空间等等，需要尽可能的收集完整并加以整理提炼，形成文化调查报告，并以简洁和可视化、可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
确定价值。就是通常所说的意义和重要性评价，主要手段可以是参照世界文化遗产的六大标准，确定遗产价值是否符合其中的一条或者几条评价标准，以高度概括的语言阐释遗产的突出价值所在。
规划管理。价值的确定只是个开始，还需要进一步确定体现这些价值的具体构成属性或者因素是什么，通常包括历史建筑、考古遗址、历史街区、文化景观等，确保所有这些要素符合遗产真实性的要求，规划并确定合适的遗产区和缓冲区以确保这些构成要素得到完整的保护管理。
三、价值存续的特点及其启示
遗产价值的特点一：价值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具有真实性、完整性的遗产构成属性关联的，与保护、规划、管理条件相关联的。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存在有三大支柱缺一不可，必须同时存在，否则遗产价值如同空中楼阁，将无从确立和得以可持续的保护、传承、利用。
遗产价值的特点二：价值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价值的相对性表现在针对不同的人群和利益群体表现是不同的。例如同样是长城遗产，对于游客身份来说是观赏价值、景观价值、文化体验价值等，而对于周边居民来说更多的是开放和游客增多带来的收入增加、生活改善等价值。
遗产价值的特点三：价值是动态的，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条件的改变、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等发展变化，价值也是随之发生变化。例如首钢、“798”、北京焦化厂等工业遗产，在几十年前，当时不会认为其具有文物属性或者遗产价值，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业改革的持续推进，这些曾经对经济、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工厂陆续停产、转型，从而成为了公众心中特殊的文化遗产，很多工业遗产甚至已经列入了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因此，在长城、大运河、颐和园等世界文化遗产打头阵的“三个文化带”价值评估与确定过程中，了解和运用世界文化遗产的评估理念与价值特点很有必要。需要关注遗产价值的三大支柱，包括遗产价值、构成属性和构成元素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保护管理条件；关注价值的不同的时间状态和社会条件，甄别“三个文化带”价值的相对性，区分不同的地域和利益相关者确定不同维度的价值体系。此外，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回顾、监测、评估工作，了解遗产价值的变化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保护利用工程的实施、城乡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是否损伤到了遗产价值，从而采取必要的减缓措施和改进措施，确保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用。
四、适应遗产管理新的趋势
更加注重遗产背景环境的保护管理。为了确保体现遗产价值的属性和要素得到妥善保护，需要识别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需要通过保护管理体系对其予以保护。近年来遗产保护理念一大变化在于更加关注遗产所处的背景环境的保护，即实施完整性保护。2005年在中国西安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5届大会发布的《西安宣言》就明确提出了遗产背景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指导策略。强调遗产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在于它们在社会、精神、历史、艺术、审美、自然、科学等层面或其他文化层面存在的价值，也在于它们与物质的、视觉的、精神的以及其他文化层面的背景环境之间所产生的重要联系。
目前在遗产保护实践中主要采用了划定两级保护区划的方法，即根据遗产本体分布情况划定其遗产区（Core Zone）以保护本体，在其周边划定一定的缓冲区（Buffer Zone）以保护其景观或风貌。对应国内文物法规的要求，遗产区和缓冲区分别对应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一法律要求和两级管理区划的实践做法有效的保护了文物保护单位或遗产，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
但明确而有限的保护区划边界逐渐把遗产变为“孤岛”、“盆景”，其保护区划无法覆盖周边更大范围的文化景观、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等物质背景和精神、传统、宗教信仰、文化活动、非物质遗产等文化背景，有必要在两级管理机制之外增加背景环境（Setting）的保护管理作为第三层级的完整性保护措施。“三个文化带”的战略思路也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发展状况下诞生的，采用“文化线路”或者“文化带”保护管理的方式，使得遗产地之间的空间联系得到统筹考虑；不仅仅是保护遗产本体和临近地区的景观风貌，还包括周边的城乡整体发展格局和风貌、文化景观、历史河湖水系、历史街区、各级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街区、区域传统文化、节庆活动、旅游开发、建设活动等，使得遗产与“三个文化带”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教育、精神、文化活动等相结合，成为遗产地第三层级的保护机制，而这正符合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理念和发展趋势。
更加注重全社会公共价值观和认知的形成。在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的大背景下，法律法规的出台、遗产保护规划的编制、管理要求的制定等面临越来越多的复杂因素、难题与困难，来自文化、思想、游客、灾害、开发建设、生产、生活等压力要素越来越多，更迫切需要事先进行科学评估与分析，确保遗产保护利用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建立有效管理机制，兼顾各方的利益，抵御各复杂因素的压力，确保体现遗产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素得到有效保护。
因此，遗产的保护、管理、利用工作特别是保护区划的界定、执行、遗产开发利用等，更加强调遗产本体与所在区域和社区居民的关系，过去更多的是政府主导的“孤岛式”保护管理工作，未来的规划和管理将更加强调利益相关者特别是遗产所在社区居民的需求，强调全社会共同价值观和认知的作用，通过遗产理念与价值的传递，形成专家与公众共同认可的共识、认知和基本原则，并得到全社会的共同认可与自发的执行，使得遗产保护管理能够兼顾城市、遗产、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文化、精神等多种要素的和谐统一。
五、“三个文化带”的内在文化联系
三个文化带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其内在的联系是基于历史地理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关键词是“山、水、城”，这几个基本要素构成了三个文化带内在联系的基本骨架，集中体现了北京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
关于中华文明：北京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草原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与交融的核心地区，长城与运河都是因这种国家战略而生，作为农业文明的“防护盾”和“缓冲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
关于传统文化：“三个文化带”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礼乐和山水文化的积淀和传承。传统的礼乐文化追求社会的和谐，而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文人士大夫对于山水的追求，在城市营造、园林营造、山水画等艺术创作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北京市的城市选址、园林选址、陵墓选址等规划营造理念，也与这些传统文化颇有渊源。
关于思想信仰：儒佛道等不同的传统文化信仰对于山、水的理解虽各有不同，但大都重视修行之所与山、水意境的结合，名山大川多有寺庙宫观分布，北京的西山地区更是如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生活重心在城市，信仰中心在山间。
六、“三个文化带”的战略优势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遗产管理需求变化，基于各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北京市适时提出“三个文化带”的战略，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的适应新的遗产管理、城市管理、文化传承需求。与以往的单点、单片的管理方式相比，这样的文化带战略将会至少显现以下几种优势：
更有利于形成共识、凝聚力量。通过“三个文化带”这样统一的概念，以简单易执行、公众可理解的概念传递长城、大运河、西山文化带等遗产价值，这样不仅仅是原来的政府机构和文物保护管理部门、文物或遗产保护领域专家参与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也使得地方政府、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其他领域的专家以及公众能够共同理解和认同这一战略思路，显然是有利于社会各界形成广泛的共识，进一步推动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更有利于整合资源、活化利用。以往的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中，主要是依靠政府投入实施文物保护修缮工程，主要的工作目标集中在解决历史欠账、排解文物本体安全隐患上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历史资源除了要妥善保住之外，面临着“活起来”的发展需求，也就是兼顾其利用工作，在不损伤遗产价值的前提下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更有利于创新机制、融合发展。由于“三个文化带”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主要是沿京津冀交界地带分布，部分长城或运河河道同时作为行政区划的分界线，曾经给遗产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甚至可能发生开发管理权的争议，有时候不得不由上一级文物行政部门出面协调文物调查、保护修缮、开放利用等工作。通过“三个文化带”战略的实施，推动三地进一步探索协同发展和共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资源的机制，既有利于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增强首都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作用，又能够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有机结合。
“三个文化带”具有非常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判断显然还不够，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仅初步探讨了“三个文化带”意义、价值的界定和监测管理工作有关理念、程序和方法。当然，关于“三个文化带”核心价值是什么、具体构成要素是什么、适合的法律和管理机制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尚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实施长期的调查、研究、梳理、评估和规划等工作。
